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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凭着一种一时的激愤所赋予的非凡力量离开退隐庐的,一旦到了外界,那股力量就不复存在了。我在新居一安顿下来,尿潴留病又复发了,来得迅猛而频繁,再加上折磨了我已有一段时日而我却不知其为病的疝气也跑来添乱,着实令我痛苦不堪。很快,我的病便阵阵发作,疼痛难忍。我的老友蒂埃里大夫前来为我诊治,并根据我以前的病况把话给我挑明了。于是,探条、扩张器、绷带等风烛残年者所需之器械全都放在了我的周围,使我惨痛地感觉到,人已不年轻了,但还要要强,那是非吃苦头不可的。明媚春光并未恢复我的体力,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一种使我感到自己行将就木的慵懒倦怠之中度过的。我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看着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梦中醒悟过来,摆脱了使我热爱生活的所有一切,我在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任何使我觉得生命可贵的东西,而看到的只是病痛和苦难,使我享受不到任何欢乐。我渴望着自由自在、逃脱我的仇家魔掌的时刻的到来。不过,还是按照事态的发展,按部就班地叙述下去吧。
好像我退居蒙莫朗西令埃皮奈夫人十分尴尬,她可能真的没有料到。我病歪歪的,又是寒冬腊月,再加上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我,这一切使格里姆和她相信,把我逼上绝路,我就必定会求饶,必定会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乞求留在尊严已喝令我搬出的那个避难之所。我突然搬走,他们来不及防我这一招儿,只有孤注一掷,要么彻底毁掉我,要么想方设法把我拽回来。格里姆采取了前者,但我认为埃皮奈夫人是宁可采取后者的,我是根据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回信这么认为的。她在回信中的语气比她以前所有的信都婉转得多,似乎为摒弃前嫌敞开了大门。她的这封回信让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种拖延清楚地表明她为采用一个合适的语气而犯难,也表明她回信之前思考再三。她无法再作进一步的表示,否则就会连累自己,但是,在她先前写的那些信之后,以及我突然离开她家之后,大家只会对她竟小心翼翼地在这封回信中不漏出一句难听的话来感到惊讶。我将把此信一字不漏地照录下来,以便大家作出判断(见信函集B,第二十三号)。
先生,我昨天才收到您十二月十七日的来信。它被放在一只箱子里送来,箱子里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路上走了很长的时间。我只想回答您的附注,至于信本身,我不太看得明白,要是情况允许我俩当面说个明白的话,我很想把这一切是是非非看作一种误会。我还是回到您那个附注吧。您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早已说好,退隐庐园丁的工资经由您的手付给他,以便让他更清楚地感觉到他是仰仗您的,免得他像先前的那个园丁一样跟您闹出不成体统的笑话来。事实是,他头几个季度的工钱已经交给您了,而且,我在临行前不几天,已经同您说好了,您垫付他的工钱我将补还给您。我知道,您一开始推来推去的,但是那工钱是我请您先垫一下的,我当然得补还给您,这是我们说好了的。卡乌埃告诉我说,您根本不愿意接下这笔钱。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我现在命人把这笔钱带给您。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顾我们事先的约定,想替我付我的园丁的工钱,甚至连您搬出退隐庐之后的那段时间的工钱也给代付了。先生,我希望您记住我有幸对您说的这番话,别拒绝收下您好心替我垫付的那笔工钱。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无法再信赖埃皮奈夫人了,所以根本不想再与她重续旧谊。我没有回她的这封信,我俩的通信到此为止。她看见我主意已定,自己也拿定了主意,于是,便完全与格里姆及奥尔巴什一伙沆瀣一气,与他们一道非把我彻底搞垮不可。他们在巴黎活动,而她则在日内瓦呼应。格里姆后来去日内瓦与她会合,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隆桑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拉过去了,他便大力地支持他们,成了我最疯狂的迫害者,可他同格里姆一样,并无丝毫可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仨配合一致,暗地里在日内瓦撒下了种子。四年之后,人们将会看到这些种子萌芽了。
他们在巴黎就困难一些了,因为我在巴黎小有名气,而且巴黎人生性不爱结仇,所以不那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便开始鼓噪说是我离他们而去的。请你们去看看德莱尔的信吧(信函集B,第三十号)。因此,他们便一面假装始终是我的朋友,一面巧妙地抱怨我不够朋友,以达到恶毒攻击之目的。这样一来,人们因为未加提防,便更容易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责备了。他们暗地里指责我不讲交情、忘恩负义,而且进行得小心谨慎,因此,收效更大。我知道他们在往我身上泼脏水,但无从知晓究竟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所能从流言蜚语中推测到的不外乎四大罪状:一、我退隐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三、拒绝陪同埃皮奈夫人前去日内瓦;四、搬出退隐庐。如果他们除此而外还添加了其他一些指责的话,由于他们搞得滴水不漏,我就根本无从得知究竟指责我些什么了。
我认为支配我命运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好了日后对付我的一整套办法的。其立竿见影、进展神速,凡是不知助纣为虐是轻而易举之事的人定会以为是个奇迹。必须尽量用三言两语概括一下我所看到的这个阴险隐秘的计谋的明显之处。
我虽名噪整个欧洲,但仍保留着我最初的那种种淳朴的志趣。我对一切党派之争、钩心斗角深恶痛绝,这使得我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使得我除了心灵的种种依恋而外别无牵挂。我单寒羁旅,身居异国,离群索居,没有家庭,只恪守自己的原则和义务,因此我矢志不移地沿着正直的道路走着,绝不阿谀奉承或宽容照顾任何人而损及正义与真理。此外,两年来,我隐居乡间,不通消息,不去交际,对一切都一无所知也毫不想知,所以,虽住在离京城只有四法里的地方,但由于自己的漫不经心,我仿佛是置身于被大海阻隔的提尼安岛上一般。
格里姆、狄德罗、奥尔巴什恰恰相反,他们置身于旋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游甚广,几乎平分了其中的各个领域。达官显贵、才子文人、法官、女人等等,他们都能串通一气,到处让人听从他们的摆布。大家大概已经看到这种地位给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处于我这种劣势的第四个人所具有的优势了。的确,狄德罗和奥尔巴什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策划阴险毒辣阴谋之人,因为他们一个无此险恶用心,另一个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配合得更好。格里姆独自在脑子里琢磨方案,只把其他二人需要知道以便付诸实行的部分告诉他俩。他对他俩的巨大影响使得这种配合变得易如反掌,而且全部阴谋的收效与他高人一等的才能是相称合拍的。
正是凭借这种高人一等的才能,他才感觉到他从我们各自地位之不同中所能获得的优势,拟订了彻底毁掉我名声的计划,并给我冠之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名声,而且还不累及自己:他们先下手在我周围筑起一道黑墙,让我不可能看透他们的阴谋诡计,无法拆穿他们。
这一手是挺难搞的,因为必须在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人面前掩盖自己的不义行径,必须欺骗正直的人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从我身边拉走,不让我有一个朋友,不论是有地位还是没地位的朋友。我说什么好呢!反正不得让一句真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如果有这么一个仗义之人跑来对我说:“您充什么道德君子?人家可是那么对待您的,而且大家都是据此来评判您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而格里姆也就完蛋了。他知道这个,但他深明己心,而且对他人的能耐也估计得很准。我为人类的荣誉而感到恼火:他竟算计得这么准确。
他在暗中行走,为了稳重起见,脚步就该放慢。他照计行事已有十二年之久,而最困难的事还有待完成,那就是蒙骗整个社会。社会上有一些人眼睛比他想象的还要紧紧地盯着他。他害怕这个,所以还不敢把自己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找到了把强大势力拉进来一起搞他的阴谋的不犯难的办法,而这股势力是可支配我的。他有恃无恐,往前走时风险就小多了。这股势力的喽啰们通常是不以正直自诩的,更谈不上什么光明磊落,所以他也就无须再担心有什么好心人会走漏风声。他特别需要的是让我蒙在鼓里,始终不让我知道他的阴谋诡计,因为他很清楚,不管他如何机关算尽,我也能一眼看透的。他最大的花招儿就是一面诋毁我,一面还装出爱护我的样子,给他的背信弃义披上豪爽仗义的外衣。
我通过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暗中指责,感觉出这个阴谋已初见成效,却无法得知,甚至也无法推测到底指责我些什么。德莱尔在他一封封信中告诉我说,有人在把脏水往我身上泼。狄德罗更加神秘地也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而当我向他俩追问清楚的时候,他们都只说是上面提到的那几大罪状。我感觉到乌德托夫人的一封封来信,逐渐地对我冷淡了。我不能把她的冷淡归罪于圣朗拜尔,因为他仍继续以同样的友情在给我写信,甚至归来之后还来看过我。我也不能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俩分手时都好好的,而且分手之后,除了我搬出退隐庐之外,我这方面又没出过什么差错,再说,我搬出退隐庐她也认为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虽不肯明说,但我已心领神会,这弄得我莫名其妙,使我对一切都深感不安。我知道她是顾虑她嫂子和格里姆,因为他俩与圣朗拜尔关系甚好。我担心他俩在捣鬼。这种惴惴不安又捅开了我的伤口,使我写起信来毫不客气,竟致使她讨厌我的信了。我隐隐约约地瞥见无数残酷的事,可又看不确凿。我身处一种对于一个浮想联翩的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境地。要是我完全孤独,什么事都不知道的话,我可能还平静些。可是,我的心仍有所依恋,我的仇家便抓住这一点对我加以攻击,而透进我退隐之所的微弱的光亮,也只能让我感到人们瞒着我在干一些神秘卑鄙的勾当。
我毫不怀疑,我真是要被这种过于残酷、过于难忍的痛苦压垮了,因为这与我开朗、坦诚的天性相冲。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就非常害怕别人向我隐瞒感情,所幸,我还是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我的心也就不由自主地被牵挂住了,从而得到了有益的排遣。狄德罗最后一次来退隐庐看我的时候,跟我谈起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写的那个“日内瓦”条目。他告诉我说,这个条目是同上层的日内瓦人商定的,目的是在日内瓦建一座喜剧院,措施都已采取了,剧场很快就能建成。由于狄德罗好像对这一切感到非常之好,深信能够成功,而且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事要同他讨论,也就没再就此与他争辩,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对别人在我的祖国搞的所有这一套诱惑的花招儿非常气愤,所以焦急地等待着有此条目的那本《百科全书》的出版,看看是否有什么办法写篇辩文,以消除这恶劣的影响。我搬到路易山不久,便收到了那本书,发现那条目写得妙笔生花,无愧于大家手笔。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想驳斥的态度,而且,尽管我当时沮丧气馁,忧伤多病,天气寒冷,外加新居不适,尚未来得及布置停当,但我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一切困难,开始动笔。
在相当寒冷的冬天,在二月里,而且是在我上面所描写的状况之下,我每天早上和午饭后,跑到住处园子尽头的四面透风的塔楼中,各待上两个钟头。塔楼在台坡道的尽头,俯临蒙莫朗西的山谷和池塘,远处可以望见那位贤德的卡蒂纳()①的退隐之所——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蒂安城堡。正是在这个当时无物以挡风雪,除我心中之火外无火取暖的冰窖似的地方,我用了三周的时间,写完了《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这是我此时在写作时感到兴味盎然的第一篇作品,因为《朱丽》连一半还没写完。此前,是道德的激愤赋予我以写作的灵感的,而这一次却是心灵的温柔多情使然。以前我作为旁观者所见到的不平使我恼怒,现在我成了其目标的不平使我忧伤,而这种忧伤并不含恼怒,只不过是一颗太多情、太温馨的心,被它原以为与它相同的心欺骗之后,不得不缩了回去的那种忧伤。我的心装满了新近发生的一切,仍在为那么多激烈的撞击而激动着,所以便把自己痛苦的感情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想法给搅和在一起了。从我的作品中就可以感觉出这种情况。我不知不觉地便把我当时的处境写进了作品里去。我在其中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以及我自己。我在写这部作品时,洒下了多少甜美的泪水啊!唉!人们在其中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爱情,我努力医治的那致命的爱情,尚未从我心中消失。在这一切当中,还夹杂着我对自身的悲叹,我感到行将就木,以为要向公众作最后的诀别了。我非但并不怕死,反而高兴地看着死之将至。可是要离开世人,我仍觉遗憾,因为他们还没了解我的全部价值,还不知道我本是多么值得他们爱戴的,如果他们更进一步了解我的话。这就是这部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特殊语调的不为人知的原因,与前一部作品()①的笔调大相径庭。
我把此信润色并誊清之后,准备付梓,可突然间,在久无音讯之后,乌德托夫人给我写来一封信,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我还从来未曾感受过的最巨大的悲痛。她在来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四号)中告诉我说,我对她的激情全巴黎都知道了,说是我告诉了一些人,给捅出去了,并且传到了她情人的耳朵里,几乎送了她的命,还说他总算还了她一个公道,两人重归于好了。但是,她说,考虑到他以及她自己的名声,她必须同我断绝一切来往。不过,她仍向我保证说,他和她都仍将永远关心我,在公众中为我辩护,并将不时地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
“你也算一个,狄德罗!”我嚷叫道,“你这个所谓的朋友!……”不过,我仍不能横下心来谴责他。我的这段恋情其他一些人也知道,可能是他们让他说出来的。我本想不信的……可很快我便不能不信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作出一件与其慷慨大度相称的事来。他比较了解我的心灵,知道我被我的一部分朋友背叛了,而且又被其他的朋友给抛弃了,便推测到我大概是处于什么状况之中了。他前来看我。第一次,他没有多少时间同我交谈。他第二次又来了。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他要来,没在家。泰蕾兹在家,她与他交谈了两个多钟头,彼此谈到了很多事实。他和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从他那里得知,社会上没人怀疑我跟埃皮奈夫人的关系像格里姆现在同她的关系那样,我当时的那份惊讶,不亚于他自己听说这个传言完全是无稽之谈时的那份惊诧。圣朗拜尔也曾令那位夫人极为不快,所以在这方面与我的境况完全一样。这次谈话之后,我心中因与她绝交而产生的遗憾一扫而光。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向泰蕾兹详细地讲述了几个情况,而这些情况是她和乌德托夫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并让他以友谊作保证,绝不外传,可他却偏偏选中圣朗拜尔,把情况透露给他了。这一下我便横下心了,决定同狄德罗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表示的好,因为我早就发现,私下里绝交总对我不利,反而把友谊的假面具给我最凶恶的敌人留下了。
在绝交这件事上,社会上所确定的那些礼仪准则似乎是由欺骗和背信精神所强加的。已经不再是某人的朋友而又偏偏要装着是他的朋友,这样就为自己留下了余地,好迷惑正派的人,以便坑害他。我记得,当名声显赫的孟德斯鸠同图尔纳米奈神甫绝交时,他逢人便公开声明:“图尔纳米奈神甫说我什么或我说他什么,你们都别相信,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朋友了。”这个方法很受欢迎,大家都赞扬这种坦诚直率和光明磊落的行为。我决定同狄德罗绝交时也效仿此法。可是,怎么才能从我的退隐之所把与他绝交的事正式公开出去而又不引起流言蜚语呢?于是,我想到在我的这篇作品中,以注释的形式,加进《教士书》中的一段话,以此宣布我同他的决裂,而且连原因也说明了,这原因任何知情人一看便知,而局外人则不明其所以然。此外,我在这篇作品中,凡是提到我与之绝交的这位朋友时,我都仍旧怀着即使友情已荡然无存,人们也始终应该怀有的那种尊敬。大家可以在这篇作品中看到这一切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走运有人倒霉,而人一倒霉,勇敢的行动似乎也会被看作一个罪状。孟德斯鸠这么做就受到称赞,可我这么做就遭到指斥和责难。我的这篇作品一刊印出来,刚刚收到几本样书,我便给圣朗拜尔寄去一份。圣朗拜尔头一天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最最情深谊长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七号)。下面是他把我赠的样书退还我时写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八号):
先生,说实在的,我不能接受您刚寄来的这个礼品。当我看到您在序言中针对狄德罗而引用的一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时,书便从我手中掉下去了。在今夏的几次交谈之后,我觉得您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您归罪于他的那些所谓的泄密之事与他无关。他可能有一些对不起您的地方,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是我深知这并不能给您以权利,去公开地侮辱他。您不是不知道他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可您作为一个老友还要同那帮嫉妒者一起鼓噪。我无法向您掩饰,先生,这种残酷行为多么令我反感。我同狄德罗关系平平,但我尊重他,并深切地感觉出您给他这样一个人所造成的痛苦。对于这个人,您起码在我面前只是说过他有点软弱而已。先生,咱俩准则相悖,永难相投。请忘掉我这个人吧,这大概是并不困难的。我对别人从未做过让人长久难忘的好事或坏事。我么,先生,我答应忘掉您这个人,而只记住您的才能。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日,于奥博纳
读到此信,我的愤恨大于伤心,而且,在我落难遭劫之际,我恢复了自己的傲岸,回了他下面这封信:
先生,在读您的来信时,我竟然很尊敬您,对它感到惊讶,而且还傻乎乎地为之激动,可我觉得此信不配让我回复。
我绝不想继续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了。如果她觉得已誊抄的没必要保留的话,她可以退还给我,我将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留着的话,那她也必须派人来取回她所剩下的纸和钱。我请她把她手中的那份提纲也同时归还给我。再见了,先生。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人在倒霉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能激怒卑怯的心灵,但能使高尚的心感到欢悦。我这封回信似乎让圣朗拜尔反躬自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但他也因过于自傲而无法公开表示回心转意,便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缓和对我的打击的机会。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埃皮奈先生如下这封信(见信函集B,第十号):
先生,您惠赠之书我已收到。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它。凡是您笔下写出来的作品我读起来总是那么高兴愉快。请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要不是事务缠身,无法在您附近多住一些时日的话,我本会亲自登门致谢的。可今年我在舍弗莱特住的时间不长。迪潘先生和夫人前来要我星期日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请圣朗拜尔先生、弗朗格耶先生和乌德托夫人也来。先生,如果您愿意光临,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将前来寒舍的所有人都希望您能来,并将很高兴地与我分享同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的快乐。
顺致敬意
二十六日,星期四
这封信让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年以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人物了,一想到要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丢人现眼,我就发颤,我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接受这一考虑。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非要这样不可,既然埃皮奈代表众宾客这么说,既然他所说的那些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很想见到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接受我可以说是受到所有人的邀请的宴请,自己是不会有什么不便的。因此,我就答应了。星期天,天气很坏。埃皮奈先生派车来接我,我便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也没受到过比这更亲切的接待,就像是宾主全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放宽心。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有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看到的客人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其中有我从未见过的乌德托伯爵,以及我很不想见到的他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后者头年来过奥博纳好几次,她嫂嫂在我俩单独散步的时候,常把她撇在一边,干等着。所以她对我早就憋着一肚子火,饭桌上可以痛痛快快地出出气了。可以想象,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者是不会站在我一边的,而且,在最随便的场合都局促不安的人,到了这种场合是不会谈笑风生的。我还从来没有那么受罪,那么手足无措,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多突然袭击。最后,吃罢了饭,我便离开了那个泼妇。我很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向我走过来,我们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便在一起聊天,虽说是东拉西扯,但同我误入歧途之前一样的无拘无束。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如果圣朗拜尔看出了我的心思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的。我可以发誓,尽管刚到的时候,一见到乌德托夫人,我的心跳得几乎使我虚脱,可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就没再想她了:我只想着圣朗拜尔。
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挖苦,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没有予以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欣喜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醋意,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人们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未完全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住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至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誊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楷模。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我的仇敌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彬彬有礼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彼此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过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更为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流言蜚语。在我搬去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其惯常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待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待了二十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间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其实在乡下烦闷得要死,只是生性傲气,宁愿吃尽执拗之苦而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坐卧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笼罩着一种愤懑不平的情绪,而在我于乡间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不复存在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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