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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责任比生命还重要（第1页）

如果仁爱钳制了痛苦，

似乎孤独的心，

再度感觉到天上圣父，遥远的呼唤；

在他的怀抱里，

哪怕邂逅死亡，

也意兴盎然。

——基布尔

使命已完成，不如赴死，

胜于尘世中备受宠爱。

——乔治·麦克唐纳

并非所有的生活都有意义，

也非所有的死亡都有价值。

——《赞美诗》

斗争的结局是什么，如果你只是淡淡地问我，我会告诉你它是胜利。可是，如果你问的具体而深沉，那么我会告诉你是死亡。

——萨沃那洛拉（1452—1498年，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各会传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1494），建立该城民主政权，被教皇阴谋推翻后判火刑处死。）

让我们回顾一下意大利历史上涌现出的一些伟大的殉道者，如布勒斯彻的阿诺德、但丁和萨沃那洛拉。罗马帝国衰亡后不久，人性中一些卑鄙肮脏的东西又开始沉渣泛起，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基督教也不能战胜这些邪恶，相反地，跟着它们随波逐流。克莱维克斯的圣伯纳德以尖刻的语言批判了这些邪恶，他说：“谁会对自己的虚荣和傲慢一无所知呢？一个国家如果过于脆弱而不能抵制这些邪恶，难于或不屑于遵纪守法，那么就会出现骚乱。他们对于各种伤害过于敏感，却从来没有学会做好事的艺术。阿谀奉承、背信弃义和通敌叛国成了他们一惯的行为准则。”

达官显贵们道德沦丧且举止轻浮，这给社会风气带来了一个极其有害影响的榜样。它们传染给了下层社会，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同样的放荡不羁。意大利上层社会放任自流、挥霍享乐、轻薄无聊，与此同时，下层社会则普遍贫穷、生活悲惨而且道德败坏。传教士也绝不比一般群众好。“如果你想让儿子腐化堕落，那就让他去做牧师吧。”这是当时大家的普遍共识。因此，一个曾经是英勇果断而又充满活力的民族，已经到了道德沦丧的边缘。

在12世纪，布勒斯彻的阿诺德吹响了意大利自由的号角。他在教会中的地位是最为卑贱的，然而他却是个充满激情而又富于雄辩的牧师。他不仅宣扬纯洁、仁爱和正直，而且鼓吹自由。而鼓吹自由是他布道中最危险的行为。人们把他当作一个爱国者，对他极为尊敬。向教皇告发他的布道内容的敌人也大有人在。英诺森二世谴责了他的观点，布勒斯彻的地方法官准备判处他死刑。由于事先得到了警告，阿诺德穿过阿尔卑斯山脉逃到了瑞士，在瑞士首都苏黎世找到了一处避难所。

阿诺德并没有因为害怕而气馁，他再一次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发。在那里他声名大震，受到了贵族和民众的保护。10年的时间里，他雄辩的口才便在罗马家喻户晓。他向罗马人提出忠告，声称人的权利和基督徒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恢复共和国的法律和行政机构，要把传教士的权力限制在宗教领域。

在前两任教皇统治的那段时期，阿诺德的思想还能主导人们的生活。可是，当唯一的一个英国人艾德里安四世爬上圣彼得教堂教皇的宝座时，阿诺德就被剥夺了生命和权力。教皇向全体会众颁布了禁令，宗教改者家受到赦免的代价是把他流放异国他乡。阿诺德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他被活活烧死，当时那些冷漠无情和忘恩负义的人也在场。阿诺德的骨灰被抛进了台伯河，为的是不让他的那些追随者来收集和膜拜他们导师的遗骸。

意大利仍然在轻薄无聊、放荡不羁和道德败坏中徜徉。城邦与城邦之间的战争、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冲突，耗损着意大利的国力。13世纪，但丁出现了，他再一次吹响了自由的号角。蛰居在他心灵深处的真理和仁爱的光芒若隐若现，高屋建瓴般逼使意大利人蕴含在现实生活和人性之中那种最为高尚最为尊贵品质，在漠视之后一览无余。属于疯狂时代的意大利在天堂和地狱之间颤抖。在人类的艰难奋斗中，但丁坚信永恒的公正，并看到了它那光芒四射的力量。他的整个心灵由此进入忘我的境界。在上帝为人类所指引的明路上，他像一个无比天真、无所畏惧的孩子，以他手中的笔，像夜莺一样美妙的诗歌，凝视世界一泻如流。

在意大利走向堕落和悲惨的漫长世纪中，但丁那些火热的言语不啻于一堆篝火和一座灯塔，温暖照耀着他那些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的同胞。他是意大利自由的先驱，为了追求自由，勇敢地面对迫害、流放和死亡。和布勒斯彻的阿诺德一样，在《君主制》一书中，他倡导宗教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并且坚持说教皇的世俗统治是一种篡权行为。根据教皇使节的命令，但丁的《君主制》一书在波洛尼亚被当众烧毁，并且被列入了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他是意大利最具有民族特色并且最为人们所喜爱的诗人，他的作品也最受读者欢迎。1301年，他被赶出佛罗伦萨，开始了流放生活。他的房子被没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了火刑。在流放期间，他创作了一些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人们思念他、尊敬他和爱戴他。人们要求中止对他的流放，让他回到佛罗伦萨。

在佛罗伦萨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在纪念具有博爱精神的使徒圣约翰的节日时，可以赦免某些罪犯。但丁得到通知说，如果他承认自己有罪，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赦免。当但丁听到这个提议时，他大叫道：“什么！这就是对那个不公正的判决的体面的取消吗？但丁·阿莱利在遭受了15年的流放苦难之后就这样被召回国吗？这难道就是一个爱国者的下场吗？这难道就是我不懈的工作和学习的报偿吗？……如果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我回到佛罗伦萨，我宁愿再不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不回去又能怎样呢？无论在哪里，我依然可以看到太阳和星星，可以在天底下思考那些可爱的真理。我不会出卖自己，使佛罗伦萨人民蒙受耻辱。我还不缺少面包。不，不，我决不会回去！”但丁拒绝了对他进行赦免的机会，他又被流放了20年。1321年，他死于拉文纳。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个自由的使者出现了，他是一个最忠诚和最勇敢的人，是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个人就是吉罗拉姆·萨沃那洛拉。1452年，他出生在斐那拉。他的父母虽然贫穷，但却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在朝廷供职，这是一种世袭的特权。他的母亲是一个极具品格力量的人。一开始，父母亲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物理学家，但是他的天性却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意大利依旧放任自流，国民道德沦丧，恶习难改。富人对穷人实行专制统治，穷人则生活悲惨、孤立无助而又放荡不羁。吉罗拉姆幼年就接受了宗教思想，他致力于《圣经》和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研究工作。他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针锋相对，在他周围所存在的那些渎神的事件让他大为震惊。“没有一个人向往那些善良的东西，”他说，“我们应当向小孩儿和下层妇女学习，因为只有她们身上还保留了一点点纯洁的影子。善良受到了压制，意大利人和埃及人一样，让上帝的子民处于奴役状态。”

吉罗拉姆最终决定要遏制消除这个世界的邪恶，他完全献身于宗教事业。23岁那年，他告别父母去了波洛尼亚。在圣多明各修道院，请求让他做一名仆人。他立即就被接受了，并进入了他的见习期。

他当即写信给父亲，告诉他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我想进修道院的动机，”他写道，“是因为这个民族生活得太悲惨，到处充满了邪恶，他们通奸、抢劫，他们虚荣、盲从而且亵渎上帝……毫无判断能力的意大利人犯下了无数罪恶行径，使我无法忍受；而且，这世界到处都存在着人们对美德的鄙弃和对邪恶的推崇。现在，我已没有这种世俗的悲哀了，因此，我可以祈祷耶稣基督让我免遭沉沦。我不停地祷告，虔诚地恳求上帝指引我正确的道路。父亲，我恳请您作为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好好安慰母亲，也请您和她为我祝福。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那时，教会的腐化几乎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保罗二世贪得无厌、西克斯图斯四世背信弃义和寡廉鲜耻、亚历山大六世（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统治时期无疑是罗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那个年代，道德普遍败坏，这在约翰·伯查德的《日记》和潘维利斯·默拉特利、法布尔为勒弗里的《基督教史》所写的续篇以及其他一些天主教和清教徒作家的作品中有详细记录，在我们当今时代，那一切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罄竹难书的罪行使整个意大利有良知的人们震惊不已。萨沃那洛拉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感叹道：“年高德劭的学者、圣徒们哪，博学、仁爱之士以及昔日的纯洁呀，你们如今在何方？噢，上帝，但愿这些能导致毁灭的飞翼折断！”

与此同时，几乎不见自由的踪影。对人民施行暴虐统治的王公贵族们，根本不值一提。他们既无活力，也不具有远见卓识，满脑子想的只是攫取无穷的权力。他们的暴行有时也会遭到他们治下臣民的怨恨，因而，他们当中有几位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暗杀，死于非命。格利阿佐大公在米兰一座教堂被人暗杀，尼古拉斯·德斯特大公则在斐那拉死于非命，米利安罗·德·梅底西在佛罗伦萨大教堂也遭人暗杀。

萨沃那洛拉诞生在那道德普遍败坏的年代。波伦亚地区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长很快便发现了他杰出的心理品质，因而，提拔他去教导见习修道士们，他再也不用干仆役活了。服从是他的天职，他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开始了新的工作。后来，他又从教导见习修道士的教员升至传道士。30岁那年，萨沃那洛拉被派往他的出生地斐那拉去传教。但他的布道在那儿却不大引人瞩目。他只不过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而已。他们能从他这儿听到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吗？在他的家乡，他并没有获得荣耀。他也曾在布利西亚·帕维亚和热那亚等地布道。正是在热那亚，他的布道口才才开始更多地受到人们的欣赏。

在波伦亚地区多明我会修道院待了大约7年后，萨沃那洛拉最后终于被派往佛罗伦萨。道路引领他通往一个新国家，以前他从未到过如此之南的地方。因为是徒步游历，因而他有足够的时间欣赏沿途的风光美景。当他平平稳稳地爬上那座通往卢干那的山峰，站在山巅回首仰望时，波伦亚和沿途的风景已远远落在之后的北方，此后，他再也没有看到它们。越过荒郊野岭，他登上了海拔约3000英尺的拉弗塔山峰。经过了塞弗峡谷和亚平宁山嘴，正是此座亚平宁山将塞弗峡谷和阿诺峡谷分隔开来。然后，展现在他面前的便是宏伟的佛罗伦萨——他开创辉煌事业之地，也是展现英勇以及殉道之地。

一到佛罗伦萨，萨沃那洛拉便立即前往圣·马克修道院，在那里，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兄弟。那时，洛伦佐大帝的权力正处于顶峰，他通过放逐、羁押抑或处死等方式铲除异己；他用宴会、舞蹈和马上比武大会等使人民匍匐于其脚下，甘受其统治。他宛如王公贵族的亲信，也似乎特别受暴民的喜爱。他穷奢极侈的一生似乎被人遗忘了，因为他是文学和美术的主人公。维拉里说，在洛沦佐那个时代，“艺术家、文人、政客、贵族以及凡夫俗子们，在骨子里都同样腐化、堕落，根本没有公共的抑或私人的美德，也不存在道德情感体验。宗教或者被当作统治的工具，抑或被当作一种卑劣的伪善。无论是在世俗事务中，还是在宗教、道德伦理抑或哲学中，都不存在信义。甚至连怀疑的热情也没有。弥漫于全社会的乃是对道义节操的极度冷淡。”（注：维拉里教授《吉罗拉姆·萨沃那洛拉及他那个时代的历史》。）

萨沃那洛拉对所有这一切深恶痛绝。当他首次向圣·洛伦佐布道时，便对那个时代的腐化、堕落大肆谴责。他用“钢鞭”鞑笞邪恶。他严厉谴责赌博、撒谎、欺骗以及大量援引《圣经》词句的行为，听众首先震惊，继而厌恶，最终变得义愤填膺起来。这位翻山越岭来谴责佛罗伦萨的腐化堕落，身着棕色袈裟的僧侣是何许人也？他们纷纷鄙夷和嘲笑他。在一座美丽的城市中，他平淡无奇，一位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男子，尖嘴猴腮，相貌丑陋，鼻子呈大鹰钩鼻，而且嘴大唇厚，下巴深陷。甚至在23岁时，他的前额便已布满皱纹。他在世界显露的便是这副模样。这是一个即将在佛罗伦萨拥有赫赫声名的人物吗？

当另一个博学的僧侣布道时，听者云集。他了解听众，并拿他们的丑恶开玩笑，但他并不谴责什么——甚至不谴责虔敬和自由的丧失。他是洛伦佐大帝的一位朋友。当萨沃那洛拉因那位僧侣成功的布道而受到嘲笑时，他回答道：“在宣扬正确的教义时，语言的优美应让位于语言的简明。”他确信他神圣的使命，并视之为生命的最高职责，而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才能最好地履行他的使命。

在圣·马克修道院，他重新开始了对见习修道士们的教导，有时，他也在修道院的回廊里对一些优秀而虔诚的听众布道。人们不断敦促他到布道坛上布道，他同意了，并于1490年8月1日做了一场精彩非凡的布道，其时他38岁。在第二年的四旬斋期间，他曾在大教堂做过布道。当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他炽烈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众多在场的兴奋不已的听众。他不再是以前那位向圣·洛伦佐布道的微不足道之人了。他竭尽全力大加斥责那些昏昏欲睡之人的种种邪恶，希望能使他们从中惊醒。他们痴迷于他的布道，对他的热情也日渐高涨。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洛伦佐·德·梅迪奇的极大不安。于是，他派遣佛罗伦萨的5位要人向萨沃那洛拉晓以利害，警告他不仅给自己而且还将给修道院带来危险。他的答复则是：“你们是受洛伦佐的指使而来，我非常清楚。你们回去告诉他，准备好好悔过自新。因为上帝不会饶恕任何顽冥不化之人，上帝也不害怕世俗的君主们。”

同一年，他被推选为圣·马克修道院的院长，他保留了刚直不阿的品格。尽管洛伦佐送给圣·马克修道院的礼物很丰厚，但萨沃那洛拉还是严厉指责他的不良品质。萨沃那洛拉深知他对公共道德造成的伤害，不仅把他视作自由的敌人，而且认为他是自由的掘墓人。萨沃那洛拉还认定，洛伦佐是人们向善和恢复基督徒生活习惯的主要障碍。谴责赌博成为他布道中的主要内容，尽管赌博也许于国有益；他严厉谴责富人们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认为这大大地败坏了人们的道德。

善德非常必要，尤其是人的自由意志。“我们的意志，”萨沃那洛拉说，“在本质上必定属于自由，它是自由的人格化。”上帝是最好的救助者，但他也喜欢被人帮助。“在祷告时务必诚挚，”他说，“不要忽视人力，你必须得用各种方法自救，然后上帝才会出来助你。拿出勇气来，我的兄弟们，首要的是务必团结。”他又说：“老实讲，透过一个人的言和行，我们或多或少能知道他的品行。虽然这不符合法律要求，但却是一项道德义务。言语的承诺必须通过行为结果，正像一笔债务，每个诚实、正直的人最终都会偿还给身边的邻居。阐明真理本身便是正义的核心部分。”

最终，洛伦佐大帝从佛罗伦萨隐退，回到他的科雷吉别墅直至终老善终。他死于4月上旬，其时正是万象更新、姹紫嫣红的时节，其时也正是野莺啼鸣最欢的时刻。别墅坐落在距佛罗伦萨东北部约3英里的阿诺大峡谷中。透过别墅的门窗，你可以看到大教堂、钟楼以及高于树林的许多教堂的塔尖。别墅的北面便是达菲耶索莱高地和远处托斯卡纳山峰线条柔和的轮廓。

然而这一切美景并不能消除病痛。洛伦佐临终时，一切治疗都试过，吞服用蒸馏法提取的宝石也不见效，什么也挽救不了这位伟大的人物。然后，他转而求助于宗教。当他接近死神时，他的罪孽似乎又加深了一层，最后的祈祷也救不了他。他对人类失去了一切信心，因为每个人都唯他之命是从。他并不相信他的忏悔者的诚挚。“没有人敢对我说半个‘不’字”，最后，他想到了萨沃那洛拉。那个家伙从来不曾屈服于他的淫威。“我知道，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诚实的修道士了。”他派人去请萨沃那洛拉以便对他忏悔。当萨沃那洛拉被告知洛伦佐生命垂危时，他立刻动身前往科雷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