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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成化、弘治年间起,明代科举形式就变得正规起来。
想做秀才可不容易,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道试,任何一次考试落榜都白搭。
县试由知县做主考官,府试由知府做主考官,道试由一省提学做主考官。每次考试的规矩都不同,内容也有少许变化,道试需要考《五经》题目。
通过府试可称“童生”;通过道试可补“生员”,即为“进学”,俗称“秀才”。
在文章锦绣之地,仅一次府试,就可能有数千学童参加。
嗯,以上这些,都跟王渊无关!
由于古代行政效率低下,弘治朝确定的童子试规则,到正德年间都没有在全国铺开。
据姜准的《歧海琐谈》记载,在弘治、正德年间,一些地方考生员都还很随意。县里把读过书的报送知府,考官随便出个上联,对出下联就能通过。或者是背诵经义,能背出来的就当生员。稍难一些的考八股,都不用把文章写完,能准确破题即为生员。
咱宋公子当年考秀才,都没有惊动按察使(兼职副提学官)。他爹一个小土司,就能当主考官(仅限贵竹司),而且只出了一道题,那便是——写对联!
宋公子的对联写得不错,自然就进学做童生了。
按察使又让宋公子背课文,哇,课文背得好流利,此子真神童也,妥妥的秀才!
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贵州教育落后,因为再落后也不至于此。
说白了,腐败而已。
成化朝以前录取生员,都是这样随性妄为,派按察御史专门巡视都挡不住。因此朝廷才开始改革,到弘治皇帝的时候,终于确定童子试规范,但贵州依旧我行我素。
于是,席书来了!
此前贵州的提学官远在云南,由贵州按察使兼任副提学官,等于无人管理贵州教育事务。
朝廷派席书担任贵州专职副提学官,那是寄予厚望的,务必要在贵州落实朝廷的童子试政策。
耗费两年时间,席书终于破局,这次亲自组织考试。
对贵州城的学童而言,今年的县试好难啊!
“喂,你听说没有,今年县试要考八股。”
“真的?不是只默写经义吗?”
“又要默写经义,又要作八股!”
“那怎么办?我还没学过制文呢,早知道去年就来考了!”
“别慌,听说八股文只考破题。”
“破题我也不会啊,这玩意儿怎么破?”
“……”
你看,在贵州考童生多难,贵州的学童们多可怜——江南学童听了想打人。
王渊和刘耀祖提着考箱,刚到司学门口,就听到阵阵议论声。
刘耀祖顿时紧张起来:“王二,我也刚学作八股,这次怕是不能进学了。”
“没事,”王渊安慰道,“今年不行,那就明年再来,反正你还没把四书吃透。”
“嘎!”
沉沉的司学大门被推开,一个官差踏出门槛,宣布道:“提学副使有令,今岁贵竹司、中曹司、龙里司、扎佐司、贵州卫、贵州前卫……各司学、卫学、社学、私学之学童,县试与府试合而为一,考试优异者直接进学,四月与贵州诸童生参加道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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