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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等皇帝发言,自顾自的说道:“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皇帝却只有统治权,而没有所有权!简单来讲,皇上富有四海,却不能强占小民的土地,不能抢夺商人的财物!所以说,这句话应该改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斯为王土,王不可有!”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精通经济之道的人,但是大多是精于财会计算或者运筹组织,偶尔有善于平抑物价的官员也都是靠着感觉行事,最多写点只言片语,顶多是个能吏而非名臣贤相,没能留下系统的经济学论著,所以从秦汉到明朝,一直没有像《国富论》这样的论著诞生。虽然《国富论》绝非完全正确,但是这至少说明了西欧学者探究经济运行规律的努力,而这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却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
正是因此,柳旭这番在现代人看来算不得精妙的话对于崇祯却是振聋发聩,柳旭只见皇帝坐在宝座上连连叫好:“好,好,好!先生不仅忠心体国,对于这经济之道,治国之策也深有研究!若非先生资历不足,只怕这内阁首辅立刻就是先生的了!”不过他还是心有疑惑:
“先生此言,的确令我耳目一新,只是这和刚才的富国有什么联系?”
“当然有联系!既然皇帝不能直接抢夺小民的钱财,而又要建造宫殿、供养官员,就必须有来钱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收税!所以,实际上富国就是如何收税,如何收取最多的税而不伤及社会生产,不影响扩大再生产!”
崇祯皇帝终于明白过来,他又问:“那先生刚才又为何疾言厉色,说我若富国则难平安?”
柳旭一下跪在地上:“皇上,学生要说的话,在一般人看来大逆不道,若是皇上不恕学生之罪,学生万死不敢说!”
“先生但说无妨,我从来不以言论罪人的!”
“既如此,学生就斗胆说了——这天下的财富,早就不是皇上的了!”
这句话实在是大逆不道,不仅崇祯吓了一大跳,王承恩更是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他在皇帝面前说了柳旭不少好话,若是皇帝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自己多半是讨不了好的!而其他小太监更是不堪,像他们这种蝼蚁一般的存在,在紫禁城内应有尽有,最是没有生命保障的。万一皇帝想要杀人,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柳旭,多半是要说自己泄愤的。
“此话怎讲?”皇帝出乎意料地没有生气,而是饶有兴致地问:“先生如此说,必然有理由,快快说来!”
“皇上,这江南士大夫,普通之家则衣锦绣,用金银器,入则高轩,出则驷马,宅内有娇妻美妾,屋外有良田万顷——而这些还只是一般人家,若是那江南大族,地下银窖里面怕不有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子!想那江南大族一族便有朝廷岁入的几分之一,就可以想见整个江南的财富了!臣日夜研究这经济之道,猜测这江南之地怕不有两三亿的白银(注1)!”
“两三亿两!”哪怕是皇帝这样富有四海的人物,此刻也不由得被这个巨大的数字吓了一跳。不说是两三亿银子,哪怕给他一亿白银,很多问题马上就不是问题了。他沉重地喘息了几下,似乎在强行压抑自己的感情,但是仍然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说道:“柳先生,此话可当真?”
“千真万确!”柳旭手头没有统计资料,没办法计算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交易总量,但是皇帝肯定也听不懂这些东西,因此只是说:“皇上只需要派人统计历年输入中国的日本、佛郎机银船总量,就可以算出来了!”
皇帝自然不会派人去算,以明末的数学水平和行政水平不会也不可能算出来,因此皇帝只是以手加额:“柳先生如此大才,真是天赐大明!”不过他马上又反应过来了:“只是江南虽富甲天下,这又和我平安有何关系?”
“嘿嘿”柳旭从牙缝里面挤出几个字来:“圣上要钱养兵,要钱北伐建奴,要钱做这做那,士大夫缙绅占着这么多钱,必然是不肯乖乖交出钱来的,圣上要钱,他们不给,从来这两边有利益冲突的必然是不死不休的,圣上觉得自己能斗得过江南士大夫?”
皇帝狠狠地皱起了眉头,柳旭发现这个少年天子有个特点,每每遇到了难题或者感觉自己的地位遭到了挑战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眉头狠狠皱起来,好像这样就可以表现出他的深谋远虑的坚定决心。
然而,这利益之争乃是关系身家性命、家族兴衰的斗争,明末江南士大夫为了钱财土地都敢把大明王朝给卖了,何况一个小小的皇帝。
他默然不语,静静等着皇帝说话。
他们又面临了一次尴尬的沉默,但是这一次主动权在柳旭这里,他已经指出了问题,点名了敌对目标,敢不敢干是皇帝自己的事情。
毕竟眼下的大明天下名义上还是他老朱家的。
少年天子思考了很久,就在柳旭第三遍数他究竟长了多少根胡子的时候,这个年仅十七岁就背负了沉重负担的末代皇帝说话了:“我若是想要改变这局面,柳先生可有良策教我?”
所有的目光都投射在了柳旭身上,皇帝的、王承恩的、小太监们的,不同的是皇帝希望他拿出解决方案来,王承恩希望他见好就收,别再玩心跳,小太监们希望自己还能活着走出这平台。
“启禀皇上,要解决这问题,简单,也不简单。”
“何以见得?柳先生之才我在先生之书中就有所了解,只是耳闻不如目见,而今才知道先生之才不逊色管、亮!”皇帝表现出极大的诚意:“若是可行,我就与先生齐心协力,做一个刘先主和诸葛孔明,信你不疑,支持到底,定然让咱们君臣有个好下场!”
这是极大的诚意了,古往今来改革者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万万不可能,如商鞅之于秦孝公,王安石之于宋神宗,张居正之于万历皇帝,都是得到了后者的鼎力支持,才能大刀阔斧地力行改革。而且崇祯还说了要让君臣有个好下场,这就是让柳旭放心去做,不要担心落个没下场。若是一般的臣子,只怕早就跪倒在地,痛哭流涕了。
只可惜而今的大明不是当年的西秦、北宋、万历朝,今日的柳旭也不是当年的商鞅王安石,他深知大明朝、崇祯皇帝和明朝士大夫的德性,对这帮人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只是淡淡说道:“皇上不必急着说话,待听学生说完对策之后再说吧。”
这话已经近乎无礼犯上了,但是崇祯皇帝正是心潮激动的时候,以为柳旭要学诸葛孔明玩三顾茅庐,他又是喜欢名声的,所以点点头:“好!我就听先生说说这法子!”
“第一,培植亲信官员,执行组织纪律。皇上,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大明朝的官可不是您的官,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家族的官。就拿东林君子来说,忠不忠?忠!但是圣人尚且有私心私欲,何况普通士人!他们自己就是东南商人、地主的代表,所作所为第一要考虑的不是有利于大明江山,而是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家族!东林君子乃是大明道德最高的一批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只怕给他们一百两银子赈灾,他们上下其手能吞进去九十九两!是以,若要做大事,必须另起炉灶,培植自己的亲信!而且这亲信最好不要经由科举,否则受到同年、座师影响,绝不会以皇上的命令为最高指示!”
柳旭这番话乃是石破天惊之语,大明朝从朱元璋开始设立了四大选拔制度,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本来是比较好的制度,可以保证人才来源多样化。只是这制度随着时间发展渐趋一元,只剩下科举乃是正途,其他几个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他的意思不止于恢复原本的选拔制度,还要皇帝培植亲信,这就是要造科举制度的反了。
王承恩没想到柳旭第一条就如此劲爆,不由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柳旭趁皇帝沉思的时候左顾右盼,看到王承恩如此做派,不由得心中一叹:这个王承恩,忠则忠矣,却不是个有脑子、有魄力的,和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文人士大夫没啥本质区别,刚烈则刚烈矣,只可惜于大事无补。
皇帝叹了口气:“先生,这,这法子在朝堂上只怕是不会通过。”哪怕他是坐拥天下、言出法随的无上帝王,也不得不考虑到普通臣子的心理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钦定逆案花了两三年之久,后来还屡屡翻案的原因。若是朝臣全部罢工,他的权威又该如何执行,谁又来给他治理天下?
中下层官吏想要对付皇帝不要太简单,只要把政令束之高阁、视而不见就好了,阳奉阴违、自说自话的也不在少数,若是皇帝来查,官官相护之下根本没有什么危险。若是皇帝发怒,他还能把所有官员都砍了不成?大不了杀几个替罪羊就是了。正是因为中国官僚制度的这种原罪,无数绝代帝王费劲了心机还是败给了他们,哪怕是像后世你大清那样的君主集权,勤政皇帝如雍正这样的也得哀叹官员贪污不可解决。
柳旭的话若是真的施行,只怕可以解决明末的很多问题,只是崇祯若是敢这么干,只怕第二天就得给人废立,朝臣们会齐心协力把他掀翻,换上一个不会侵犯他们利益的君王——当年江彬手握兵权,权势无两,明武宗一死不也给大臣们一起发作,千刀万剐了!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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