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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四章 工运（第4页）

有鉴于建业城水源污染事件的爆发，敕令院正在酝酿和讨论出台新的《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律令》，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水源污染的案例。

在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上，齐国政府和敕令院也通过一系列法律。

早在绍宁十二年（1697年），政府就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律令，并要求将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尽可能地搬迁至城市的下风口位置。

泰平二十年（1724年），敕令院通过了《碱业生产律》，要求国内制碱行业通过有效手段抑制60%的排放物。

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还改变着齐国的经济格局。

随着工业革命进入高潮，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汉洲本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也已经有20多个。

工业革命加速了机器制造、冶金产业、煤炭开采等新兴行业的兴起。

在工业革命之前，齐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北部建业府地区。

随着新领地的开发扩大，以及机器生产的出现，使得煤铁丰富的东南和西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广陵（今汤斯维尔市）、云阳（今麦凯市）、大兴、郢州（今澳洲纽卡斯尔市）、临淄（今悉尼市）、南都（今墨尔本市）、桂州（今珀斯市）等新兴工业城市。

齐国工业的兴起也使得国内工商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开始寻求自身政治地位提高，滋生了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

不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还是为了更好的便利自身工商产业的发展，齐国的资产阶级除了加大培养下一代子女，使其努力通过政府的遴选考试，进入官场充当家族的潜在保护者外，还积极与权贵之家，乃至皇室寻求联姻，从而间接影响国家权力阶层，为其发声，充当利益代言人。

甚至，一些工商“大鳄”通过对共济会、养济院等福利机构捐赠大笔钱财，受到皇家的名誉爵位敕封，从而获取了崇高的社会威望，并因此跻身于敕令院，亲自参与各种法制律令的修订和颁布。

齐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产生了规模巨大的工人阶层，人数达数百万之众。

但在社会整体财富飞速增长的背景下，工人的工资却并没有同步增长，反而严重滞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可以说，资产阶层获得了国家发展最大的红利，诸多工农阶层受惠并不多。

工厂的出现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除了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外，许多妇女和少年皆被引入工厂里充当廉价劳动力。

若非国家有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以及政府颁布的禁止雇佣童工法令，说不定利欲熏心的工矿主们也会像欧洲国家那般，将无数的儿童也投入到工厂中，从而降低他们的制造成本。

即使如此，工矿主们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仅绞尽脑汁地极限压榨工人，而且还不断引进各种先进的生产机械，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

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往往会导致局部性的失业问题，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

以纺织行业为例，从太祖乾武元年（1642年）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近八十年间，齐国纺纱业的机械化，已经使单个生产力提高了两三百倍之多。

过去每名工人只能管理一台纱锭机，而现在，一个工人则可管理一百台甚至更多的纱锭机。

而在呢绒行业，“一个工人利用起毛机工作8个小时就相当于过去一个工人纯手工工作88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起毛机能够完全代替剪绒工的工作。

以这种趋势发展，会使得更多的工人面临生计断绝的危险。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齐国境内不少城市曾发生过十数起工人的“特种行动“，工人们蒙面闯入工厂，破坏了机器，并在车间的墙壁上涂写“为了生计”、“为了生存”等之类的标语。

甚至，一些城市还发生过零星罢工事件，要求工矿主们改善工人待遇，避免无辜解雇工人的事情发生。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工人们对未来生活越来越感到一股莫名的悲观，政府也未及时颁行好的政策去帮扶工人，于是乎，“革命”的情绪即将酝酿。

若非如此，浔阳县工人也不会在工矿主们的一番蛊惑下，就会悍然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活动。

在齐国工业发展至最辉煌的时期，工人们的反抗运动，或许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蒙上了一层阴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