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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赵昺眼前这几位宰执来说,刘黻算是正牌太学生出身,但是因为伏阙上疏弹劾彼时权臣丁大全被开除了学籍,而其他几位不是家传,便是书院出身或有在书院求学的经历。江璆的爷爷一生在乡间授学,他爹江万里通过科举入仕,官至丞相,后在其十六岁的时候,其父致仕回乡创办白鹭书院,邓光荐也是出身于此。
所以他们对于这段历史都十分清楚,说起来自然脉络清晰,对其中的典故和轶事也知之甚多,赵昺与几位宰执商谈一个上午,其实也可以说听他们讲了半晌书院发展史,虽然没有对能学乱做出决断,却让他可以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的士人思想状态和转变。而这也能让他在处置当下学乱中能保持理性,从而选择稳妥的方针来应对。
大家都知道宋朝文化的繁荣,与宋学宋学哺育出宋代知识分子的兼容精神有着极大的关系。宋代重要思想家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无论程朱派,还是心学派,理学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果,重建新儒学的理论体系。
当时宋学各派,能够做到学统四起而多元并存。神宗时期的洛学、新学与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学派,都落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架构之内,不同学派之间学术主张尽管不一,有些问题甚至针锋相对,但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不过有话是这么讲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所以这种兼容并蓄也是相对的,他们之间的纷争同样不断,即便是同源的学派也无法做的和谐相处。
首先表现在书院的祭祀活动上,这似乎带有某种宗教色彩,实际上,书院供祀与佛道寺观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灵的保佑,而是为人树立某种典型形象,是一种生动的教育形式。通过书院祭祀的对象可以表明该书院的学术宗旨和特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还是一项特有的活动内容。
南宋书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特别重视供祀周、程、张等北宋的理学大师,表明南宋书院大都与理学有关,是讲理学的书院。不少书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把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书院的社会地位,标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
另外,各学派在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再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
而这种治学态度之下,盛行于后的理学在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也为后来朝堂上的争斗和学乱埋下了隐患。
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
生活空间上,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所以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
另外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限于‘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却无法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这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
但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
因此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而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后,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笺注,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讲明义理,认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本源于理,正心、诚意、修身为为学之本,必须以《易》为宗,以《大学》、《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构建起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框架。
南宋书院的勃兴,为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随着理学体系的成熟,也就步入传播阶段,以便广泛扩大理学的影响。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而南宋的理学,形成不同的学派。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而每所书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
讲学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也是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志,南宋书院的讲学有许多新发展。讲学人可慕名聘请,或书院主持人自讲,还可临时请名人讲演。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论辩。理学大师亲自复修书院或新创书院,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北宋的著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南宋的著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以扩大影响,又促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而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
赵昺认为士人阶层上书言事,关心时事,有一定的进步和积极意义,但是也并非如想象般的那样完美。因为其中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
他心中此时也有了些谱,当前的祸根,其实与高宗皇帝不无关系。其在内外交困之下,为了减少麻烦和省钱,对兴办官学采取消极态度,对太学生采用高压管制政策,鼓励民间兴办书院。当时也许是无奈之举,但是在赵昺看来其实是玩脱了,放弃了占领舆论阵地,任由各种学说百花齐放,使得主流思想上产生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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