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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五章 不日四方来贺（第1页）

后世很多所谓的专家，或者喷子，喜欢用反历史来吸引眼球，博关注。

对于大唐这次可以说奠定百年基业的灭突厥之战说成是纯属靠运气，而不是大唐帝国军事上强盛的体现。

而他们所谓理由却是，大唐占了天时，说旧唐书记载，贞观元年，突厥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乃惧我师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扬言会猎，实设备焉……（贞观三年）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

说《旧唐书》中对东突厥的灭亡，有这样一段评价：“咸谓太宗有驭夷狄之道，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颉利之衰也，兄弟搆隙而部族离心。当太宗之理，谋臣猛将讨逐之，其亡也宜哉!”

另外，在东突厥灭亡后，唐太宗发布了一道诏令：“自去岁迄今，降款相继，不劳卫霍之将，无待贾晁之略，单于稽首，交臂藁街，名王面缚，归身夷邸。”说从这道诏令中也可以看到，唐朝出兵后，几乎没有遇上像样的反抗，不少突厥部落为了活命，相继投降。唐太宗慨叹，根本就不用劳动名将，也根本不用谋略，东突厥就灭亡了。

从太宗的宣扬中可以看出，唐朝北伐的规模其实不大，双方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战斗。而突厥之所以内乱，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雪灾。

然后得出非战之功，天气使然，大唐消灭掉东突厥的原因是运气太好，突厥气候不行下大雪了。

轻描淡写的就把大唐准备了几年，然后十多万大军冒着严寒暴雪艰难困苦打了半年得来的辉煌战果归到了运气上。

可他们却故意忽略了大唐在贞观二年那一场席卷整个关中的大蝗灾，对大唐百姓造成的巨大影响。也忽略了武德九年，颉利可汗兵临城下，李世民为了让突厥退兵把整个国库都搬空了，皇后都要勤俭持家，缩减宫中用度来度日这个事实。

在他们眼中光看到了突厥人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民不聊生，完全没想到或者想到却故意不提整个大唐的日子也过的极为艰难。

《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无论是孙子还是孟子都在说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重要性，孙子说这三者天时、地利、人和三项条件缺了任何一项，即使能暂时取得胜利，也必定留下后患。

而孟子又进一步总结说这三个关键因素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地利次之，天时最次。

既然天时最次，凭什么把功劳全归到制胜因素中最次的天时上去，何其没有道理，何其颠倒黑白。

说到人和就不得不说，反历史的人不要脸已经无底线了，有人甚至说大唐帝国是趁着宗主国突厥内乱才咸鱼翻身的。

理由有几个，第一说是突厥有两个怀有异心的小可汗，第二则是说薛延陀重创东突厥，第三个同样用的是百年不遇的大天灾这个天时的理由，第四个说是突厥的统治风雨飘摇不稳固，基于上边四个理由，所以大唐看准时机落井下石。

然后同样得出结论说突厥并非亡于唐朝之手，而是内部原因自己作死。

这翻话不要脸也就算了，还没常识，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看到得出突厥是大唐宗主国的。李渊从晋阳起兵时候还是隋臣，只是担心进军长安时突厥与刘武周等会攻打自己后方，所以结好突厥，遣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

这只是收买，就和帮派开战一样，三个帮派两个开打，未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于是花钱买第三方旁观别动手，怎么也看不出是表示称臣的意思。

武德八年之前，李渊与突厥用平等的敌国礼，不是称臣，从武德八年，李渊开始对突厥用诏敕，以君对臣的态度对突厥，地位高于突厥，更不是称臣于突厥了。

渭水之盟同样也是打了一场后的收买，或者称为破财消灾也很恰当。

这是常识错误，而说大唐是趁着突厥内乱才咸鱼翻身就和上边说是因为天时大唐才消灭突厥一个道理。

这样说的人完全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理由牵强的不忍直视。

突厥发生内乱难道只是他们内部的原因吗，难道要完全归结到突厥的可汗汗位传位不正吗？

可是他们忘了，无论是秦汉时期的匈奴还是隋唐时期的突厥，汗位继承从来不是子承父业这么简单的一种。

兄终弟及在这些民族中的王位继承和子承父业是同样并存的。

人家世世代代就是这么传位的，不知道有多正常，凭什么说是因为传位不正，所以让颉利可汗和自己的侄子起了冲突，导致突厥内乱。

不和是真，内乱是真，但不能说这就是突厥内部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样说的人把大唐君臣以及边关将士的努力置于何地。

他们怎么能这么忽略大唐从百姓到君臣为了攻打突厥做的准备，忘了为了让那些所谓的突厥人投降归附大唐，大唐暗地里到底做了多少的工作努力，忘了在总攻突厥之前，大唐和突厥早已经大大小小打了不知多少次，才会使得突厥内部承受不住连年的征战发生内讧的。

内讧不是突厥强盛时候自然发生的，而是大唐连年打出来的。

正是因为大唐君臣百姓人心所向，团结一致才得来人和，而突厥人心涣散失了人和，所以大唐胜了，突厥败了。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一目了然。

但就是有些别有用心的，所谓的精英，喜欢去历史，反历史，颠倒黑白，本末倒置，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好显得自己卓尔不群，不同于大众。

尉迟恭让武元庆作一首应景的诗词，武元庆脑中想到天时地利人和六个字，然后很不合时宜的发散性的想到了后世一些抹黑这场战争的言论，从而想到了一首真正的应景之作。

“堂上谋臣帷幄，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突厥可伐？曰可。

此日楼台鼎鼐，他时剑履山河。都人齐和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