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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珍强作镇定道:“脱漏三句而已,有何稀奇?”
王扬哦了一声:“那这么说来,《三统历》引《毕命丰刑篇》言:‘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而如今的《古文尚书》却没有这十六个字,想来又是没有什么稀奇的脱漏喽?”
徐伯珍顿时语塞。
台下一个儒生突然激愤叫道:“说不定是《三统历》引的《尚书》是假的!”
王扬挥扇而问:“你知道《三统历》是谁写的吗?”
儒生不能答,另一位学者站起,语气不善说道:“是西汉刘歆,那又如何?”
“刘歆与其父刘向共同校订秘府藏书,所编藏书目录《别录》中明确记载有‘《尚书》五十八篇’,此方为真《古文尚书》!刘歆又力主立《古文尚书》为学官!刘歆为西汉大学者,难道他见的版本是错的,反而在三百年之后,梅赜的版本才是对的?”
王扬说完看向沈驎士:“先生方才说‘晚出书不足据也’,那我请问先生,刘歆所见《尚书》,与梅赜所见《尚书》,到底何者为晚出?”
沈驎士张口结舌,不知出何言以对!
西面座中,又有一学士抗声辩道:“王公子方才所举皆汉时征引之例,汉承秦焚书之后,古书残缺,如何可信?”
王扬笑了笑:
“汉在秦后,古书残缺尚不可信,那么晋在秦汉之后,残缺更甚,岂非更不可信?你说我举的都是汉代的例子,好,那我便引先秦书为证。《墨子·尚同》载《古文尚书·大誓篇》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今本《古文尚书》则无此句。难道墨子见的《古文尚书》也不可信吗?”
座中专攻《古文尚书》的一众儒生,见王扬对答如流,毫无迟滞,尽皆失色!
柳憕更是如坠寒潭之中!
“今本《古文尚书》为伪,其证甚多!”
“其一、据《汉书·艺文志》及《楚元王传》,汉时《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而今本《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则多出二十五篇,此为篇数之异。”
“其二、汉本《古文尚书》存有篇目之名《汩作》、《九共》、《典宝》,而今本《古文尚书》无此诸篇,此为篇名之异。”
“其三、东汉学者马融所举《尚书·太誓篇》未收之先秦文献所引《太誓》五则逸文,今本《古文尚书》皆据马融之说收入,却不及马融所未举者。如之前说过的《墨子·尚同》引‘小人见奸巧’十三字,此为内容之异。”
“其四、《左传·庄公八年》引《尚书·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后,鲁庄公言:‘德乃降。’三字。今本《古文尚书》竟将此三字作为大禹的讲话收入!这是伪造者的纰漏处。”
“。。。。。。”
在原来的历史线上,关于《古文尚书》的疑点,直到宋代的“疑古思潮”兴起后,才有人注意到,但仍然无法撼动《古文尚书》的权威地位。这种怀疑争论持续六百多年,期间涌现出不少学人加以考证推理,却始终不能廓清真相。
直到清代大学者阎若璩,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沉潜三十余年之功,写出《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列举《古文尚书》为伪作之证九十九条,使迷惑千年的《古文尚书》之伪,大明于世,遂成学界之定论!
阎若璩其功虽伟,但考证亦有不完善处。所以同时人毛奇龄撰《古文尚书冤词》,专驳阎若璩的错谬。后续又有不少学者或纠正、或补充的研究,终使《古文尚书》之伪成为定论。
而王扬则综合了这些学者研究的精华,立论自然高屋建瓴,进退有据。
表面上,他是以一人之力驳倒全场《古文尚书》学者,实际他背后站着的是那些光耀千古的大学者们!
就像你带着后世所有厉害的武林绝学,穿越到《天龙八部》,则虽乔峰、段誉不能抗。
正如黄健翔的解说一般: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就是即便王扬知道,那三个裁判会偏袒对方,可他仍然有底气一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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