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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传说月关说呀说（第3页）

传统文学的历史有多久？再远些不说了，明清时代、民国时代、现代当代，都是截然不同的，它才传统了多少年？就敢自以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了？”

正如唐诗翻新于诗经，汉赋翻新于楚辞，这世上可曾有过永远一成不变的东西？如果说传统的就是永远不需要变的，就是完美无暇的，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还在写诗经和楚辞。

有些东西要变，载体和形式、文风和内容要变。但有些东西却又永远不能变，这个东西就是文学的本质。这个东西，自文学产生就一直没有变过。它是感染力，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是美。

三国、水浒、西游记，就是当时的市井文学，就是当时的通俗文学，是人民大众所喜欢的，大学士们的这个集、那个注，除了在图书馆里束之高阁，你还在哪里看得到，它的生命力在哪里？

当然，这里说的是小说，如果是学术文章，那种价值不是以读者多寡来决定的，另当别论。小说就是小说，它是给人欣赏给人看的。

一些传统文学创作者，恰恰是坚持了旧的形式，却抛弃了文学的本质，这个本质，从文学以政治挂帅开始就被一些人抛弃了，到现在都没捡回来。

时至今日，春秋时期的“蒹葭（家）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两千多年前的“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一千多年前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几百年前的“人生若只如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十几年前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年代不同、文风不同、体裁不同，共同的是美，让我们一直传颂至今。

“那一天，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即便翻译成了汉语，流失部分原韵，它依旧很美。这就是生命力，这就是美。哪怕时隔千年，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文字创造，你一听就是美的，就能撼到你的心灵，这就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可是现在一些人写着干巴巴的文学八股。还有一部分求新求变的，中西结合、剑走偏锋，以创造晦涩、怪异的东西为美。

以前的诗，是歌出来的，接着地气，有声有情有景有画，谁都能唱。而现在的诗，没有了旋律相佐，成了文青们的奢侈品，与生活与音乐渐行渐远，于是诗歌离开了一般人的生活。

更有甚者，把一些词汇进行怪异的组合，甚至上一句和下句思维跳跃的八杆子都打不着了，以此为诗歌，玩弄玄之又玄。如果他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玩击鼓传花，互相吹捧、自娱自乐那也无所谓，但是又要拿出来希望读者认同。

读者看不懂，不明白，不喜欢，他就跳出来说读者没品味，需要进步和提高，这种做法，你真的确定你不是那个忽悠皇帝穿上“新装”的裁缝？

当然，我说的不仅是诗歌，仅因为诗歌的篇幅举例方便。几千年前的诗我们一听就懂，而且喜欢；不是本民族的语言翻译过来，我们一样品味得出它的美。到了你这里我听不懂了，我觉得难听了，觉得它不叫诗了，你却说它莫测高深。

难道它比先秦汉晋唐宋明清以来的诸位大家都莫测高深？它比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翻译过来依旧优美的东西还要莫测高深？

曹植《洛神赋》里对美女的描述，和今时今日的美女要求没什么大的区别，如果说有，仅仅是锥子脸还是圆下巴更受欢迎，丰腴性感和窈窕纤细谁更喜欢的争议，其本质没有变，削肩细腰、丰胸长腿、明眸善睐、贝齿洁白。

你就是讲出个天花乱坠来，也不可能让大家把五官错位、满脸麻子的长相，认同为美女，文学也是一样。

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其中的欣赏者要素，指的就是作品如果束之高阁，不跟读者见面，还是不能构成完整的文学活动。

这个不能跟读者见面，可以是发行环节的问题，也可以是发行后读者不买账的问题。

我们在鲁院上的第一课是白烨老师讲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提到一直以来的一个错误：即文学以政治挂帅。莫言在领诺贝尔奖的时候也说，这是文学的胜利，与政治无关。

我并非认为名人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我是说我有人和我有同一看法，我当然不能拿你们都不认识的邻居王二来举例了，对不对？

我们从一九四几年开始，文学创作就一直是政治挂帅，现在国家没有这种要求了，可它已经深入一些人的骨髓了。我在2013赴京参加全国青创会的时候，在火车上同一些传统作家聊天。

对话如下：

月关，听说你是写小说的？

是的。

哦，你的故事揭示了什么深刻的思想？暴露了多么深刻的人性？

我大吃一惊，机灵灵打个冷战，赶紧掏出电子书，先看几章小说压压惊再说。

我和来自星星的你，实在没有共同语言。

他都没问你写的是什么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好不好看。张嘴问的就是深刻的思想、深刻的人性。吴承恩写了本《西游记》，蒲松龄写了本《聊斋》，告诉朋友说我刚写了本小说，对方如果马上给他来这么一句的话，这种思维正不正常？

吴承恩也好，蒲松龄也罢，提笔之初谁不是想写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先立下一个宏大的主题，然后再去拼凑故事给这个主题？

吴承恩的西游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民间故事了，他是把历代不断完善增加的传说综合在一起加工创造的；三国演义也是、水浒传同样如是。蒲松龄的聊斋就是采访老百姓知道的民间故事加工而成。

那些口口相传，靠人民大众集体加工不断完善出来的故事，你说这一代代人他们在传播创作的时候想的是要赋予作品什么深刻的主题？它得以流传难道靠的这个？

这些主题都是后人赋予的，创作者最初的目的只有一个：写出精彩的故事，精彩的人物，只要不是三观不正的，自然而然就具备了这些你想赋予的东西。

《飘》是一部精彩的爱情故事，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背景，与之相伴的还有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反映社会政治、经济、道德诸多方面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都是附着于这个故事的背景，为这个故事服务的。

那些深刻的东西，抽象的东西，是后世的评论家们总结出来的，作者本人在创作的时候考虑的绝不是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