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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4页）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成书，非周作人有意为之。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周作人六次演讲后，将完整记录拿给周作人，希望校正。周作人六次演讲，并无讲义，连提纲都没有，见邓广铭绝少错误、条理分明的记录稿，甚是惊喜，稍加校改就交给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得稿费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给邓广铭，说这是他应得的酬劳，邓广铭拿去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凡听过周作人演讲者，无人不知满腹经纶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文章写得漂亮，“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曹聚仁语）。与周作人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散文风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实在不能恭维了。“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二十余人罢了。”（柳存仁语）邓广铭能耐心将周作人带着浓重绍兴乡音且干巴巴的表述听下去，并做了完整的、有条理的记录，这真让周作人大喜过望。他欣然将稿费全部赠予，实际上是一种报答。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1934年，夏衍称该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进步的作家，奋而与之抗争。这是胡适等作家、学者“彼此共同负责”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

3月5日，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禁书问题》一文，对国民党当局禁书提出质疑，更令他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陈独秀身在上海狱中，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独秀文存》第十版，始无前例地印了两千册。后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迎来了他的五十寿辰，自然有一番感慨，我们不妨读读他的两首自寿诗。两诗发表在该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冠以“五秩自寿诗”的大标题，并附以周作人大幅照片。此举乃林语堂精心操办，同时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三人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

周作人自寿诗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诗二曰：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一眼便可看出两诗所咏“出家”与“在家”，写的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境。这种矛盾，不仅仅属于周作人个人，更属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体。他们在五四时期培植出的“主义”和信仰，随着历史和时局的深刻变化。看似他们转而追求闲适，甚至心向佛禅，但灵魂里却有太多的苦涩。

钱玄同率先和诗抒怀：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与周作人的闲适与消极相比，钱玄同的诗中，有与旧文化搏杀中的快慰和豪气，战斗精神还在。虽然他说这诗“是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真要叫人齿冷”。真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战士的灵魂没有蚀尽。

林语堂以其诙谐个性，有《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人五秩诗原韵》，轻松有余，苦味不足：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共话茶。

胡适作为周作人的老朋友，新文化运动时的老战友，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自然也以和诗来祝贺，有《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两首诗助兴。

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