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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第2页）

1933年4月8日，胡适回信汪精卫，辞谢汪诚恳请求他出任教育部部长的决定。胡适在信中说：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辞谢汪精卫力邀出任教育部部长之请的六天后，写了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起因是一封从陕西西安寄给《独立评论》的信。写信者叫徐炳昶，他在信中要求《独立评论》同人联合发一个“坚决主战”的宣言，特别提出胡适本人在中日关系特别是主战问题上，发表一下他近来的意见。

《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了徐炳昶这封信的同时，胡适借此信也写了这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33年4月11日）发在同期。文章表示，因日本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毫不让步，又拒绝国联的调解并退出国联，他已经不主张与日本交涉了。

胡适在文章中的一段话，又引起一场波澜。关于主战问题，胡适在文中说：

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张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与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此文甫一发表，《大公报》即有《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回应胡适。自称董时进的作者呼吁“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与鬼子拼命。“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明眼人是会从隐藏的文字中，读出董时进的“高论”，其实是一种牢骚和怨言。甚或是对当局不思强国，只顾榨取民脂民膏丑行的控诉。但胡适却从历史上轻言主战的教训，提醒国人。清议多误国，历史上安南、朝鲜、台湾、辽东半岛从中国版图上被人掠走的教训，都与主持清议的名流重臣不无关系，故胡适在主战问题上，一直是“唱低调”的，这是事实。

我们按时间顺序，看看胡适的“哀矜敬慎”对主战的态度。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时说：

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933年5月，傅作义率五十九军在怀柔抵抗现代化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进攻。日军撤走后，傅作义在战场找到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遗骸，葬之大青山下，立碑以慰忠烈。胡适敬佩不已，后以诗表哀敬，冷静而低调：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是年12月20日，胡适致信汪精卫，重申对抗日要“哀矜敬慎”：

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

这也许正是胡适每发抗日政论时，既“哀矜敬慎”，又不给抗日泼冷水，而是揆时度势，知制有节，低调而不失信心。

1934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他在这天写《国际危机的逼近》一文，发于《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二号。文章全面阐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野心不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华民族燕巢危幕，无力自救的悲剧不可避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中国必将遭到巨大牺牲。

但文章并不悲观，开始提倡武力御侮。据章希吕日记载：“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中国尤首当其冲，牺牲必大，那时人民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但中国能否翻身，就在这个世界大混战中。”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中国只有通过抗战才能自救，才能翻身。

1935年6月27日，胡适写长信给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信中说：

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汶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胡适在主战问题上是低调的，但战端一开，他又是主张坚决抗战的，并主张持久战，通过全民抗战完成民族的自我救赎。

胡适又是十分重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的。

胡适认为，日本现在欲亡中国，而准备大举侵略，是中日两国千年历史不幸的一段，但“雾散云开自有时”，历史总会有中日两国平等友好的光明前途。出于对日本人民险恶前途的担忧与惋惜，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忠告日本“悬崖勒马”，放下屠刀。

1936年7月，胡适到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途经日本时，他专门到神户找室伏高信谈了一次话。1935年10月3日，日本学者室伏高信曾请求胡适为《日本评论》写一篇文章。胡适就写了《敬告日本国民》，刊登在《日本评论》（11月号）上。文章警告日本“悬崖勒马”，“苦心无边，回头是岸，不回头的危险是不能想象的”。

胡适还专门写了《答室伏高信》重申：“凡侵略我们的，凡阻害我们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室伏高信也写了两封“答胡适之书”。这位和平主义者、东方文化主义者室伏高信，在信中表示，日本确应“慎戒”，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要认中国为朋友。在第二封“答胡适之书”中，有几句十分精彩的话，抄录如下：

我们应该在东方诸民族的自由平等立场上结合起来，使世界为之战栗！我们可以效法马克思一句话“所失的不过是铁链（多译为镣铐——引者）而已”，要这样，世界的舞台始会转变，而“朝气的国家”一定能升出新鲜的太阳。

胡适拜访了室伏高信后，在从神户开往东京的火车上，遥望白雪覆盖的富士山，诗兴油然而生，遂觅得小诗一首：

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胡适自己说，“我写了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7月21日日记）。

生活往往充满悖论。胡适一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十分敬仰。而从室伏高信的《胡适再见记》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视胡适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胡适方如梦初醒，方知当他到日本列岛，走下邮轮时，为什么竟无一个日本人到码头迎迓。

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战败之后七十年，日本学术界仍对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胡适的研究冷冷清清，甚至依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胡适充满仇恨。

呜呼，被梁实秋称为“比较温和和高雅的”日本人，这是怎么啦？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