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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说,90年代的中国高校,论文科,北大第一,复旦第二。
这个排名并非以学术和教育水平为标准,而是特指社会影响力。北大和复旦的文科生极为活跃,经常搞出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1993年的“狮城辩论赛”,全国电视播出,把复旦之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场国际高校辩论赛而已,放在20年后,估计还没有LPL联赛受关注。
但当无数观众从电视上看到复旦学生舌战群雄,击败一个个国际名校团队,又在决赛当中喷得对手狗血淋头,其所代表的意义直接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全国媒体疯狂报道,甚至《妇女生活》杂志都在赞美辩手们如何努力读书,如何刻苦学习。
那些穿着西装侃侃而谈的复旦学生,展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睿智、凌厉、清新和朝气,成为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缩影,被媒体评价为“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辩论赛电视播出以后,不仅复旦的报考率提高了,还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衍生出两句流行语:请不要偷换概念!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也是从那时起,中国的学校里开始出现五花八门的辩论赛,电视台亦热衷于举办辩论赛。超级辩手可以成为全国性的明星,其影响力甚至足以抗衡某些影视明星,这是新世纪的小朋友们无法想象的。
虽然进入90年代,诗歌已经没落,复旦没了旗帜性诗人。但刚刚卸任诗社社长的韩博,依旧属于全校风云人物,并在全国也小有名气,这就是名校带来的辐射效应。只要你在复旦能搞出一点东西,必然受到校内外关注,并且还可以在毕业之后转化出实际用途。
复旦诗社的前任社长韩博,是个大帅比,一头长发,不仅写诗,还搞实验戏剧,风格冷峻幽默,大概相当于此时的“复旦韩寒”。
而随着《生化危机》的两期连载,宋维扬和聂军迅速走进大众视线,跟韩博一样,也成了全校风云人物,盛海的科幻杂志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转载。
就这么出名了?
还是那句话:真他妈神奇!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能知道这种“神奇”的原因。
杨信通过一次中外企业家交流会,就能让喜丰罐头打入欧洲市场,是因为此时的中外商业交流渠道太稀少了。
“狮城辩论赛”让复旦声名鹊起,让辩手成为全国明星,让“偷换概念”、“正面回答”成为流行语,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大学生,能难有在国际上展现风采的机会。
至于《生化危机》突然在复旦走红,并渐渐向校外扩散影响力,其实也很简单。
整个90年代初、中期,中国科幻界主要充斥着三类作品:
第一类:硬核的传统科幻。
第二类:政治隐喻和政治反思型,一些小说抛去科幻外衣,其实可以直接归为伤痕文学。
第三类:历史神话类。此时的中国科幻小说作者,喜欢把历史和神话元素融入科幻作品,让人读起来总觉得怪怪的。
以上三类,不管是哪一类,作者都热衷于讲道理,引导读者对科学、政治、历史、文化、人性进行思考。而他们共同的缺点,就是剧情干巴巴的,主角除了大爱几乎没有别的情感,就算写情也写得很空洞。
这导致中国科幻小说一直很小众,太硬核了,严重缺乏娱乐性。
而《生化危机》正好填补了这种空白,独一无二,兼具科幻和娱乐性质,让不喜欢科幻的读者都看得很爽。
复旦科幻学社的社长郭涛顺应民意,虽然依旧是月刊,但第三期《生化危机》的连载内容直接增加一倍。同时,他还征求了宋维扬和聂军的意见,把《生化危机》寄往《科幻世界》杂志社。
《科幻世界》本来已经确定了刊发内容,收到稿件之后,立即腾出版面把《生化危机》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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