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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一十九章 皇帝出宫（第2页）

徐梁其实也是随机选定，因为这里距离县城不远，附近村落市镇老人前来并不吃力，而且这庄子多有贩茶卖水之家，紧邻官道，也的确适合借用。

得了皇帝召见的圣旨，任丘县立刻行动，将登记在册的老人统统请到了这处名不见经传的马家庄里。

马家庄据说曾是成化进士马文的庄子，不过马姓却不是任丘的大姓，马氏宗族在任丘的影响力也并不大，可见一个宗族的兴起只靠一个进士还是不够。

此刻围坐在徐梁身边的老人都是任丘大族的族长。

从永乐年间起，陆续有八姓人家迁徙至任丘，二百余年生息下来，成了此间大族，正是边、李、刘、高、郭、舒、闵、谢。这八姓大族未必出了多少进士，只是胜在举人出得多，一直在当地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

国变之后，河间府沦为沦陷区，这八族沦为难民，家产被掠夺，但影响力却仍旧还在。

在这核心的八族族长之外，还有其他家族的族长。请这些人倒也方便，因为有祠堂就有族长，认准了绝对没跑。而且位次也好排，只要看谁家的祠堂大，就知道这族人家的影响力了。

麻烦的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乡中老人。他们往往地位有限，并不隶属于某个宗族。或是外来没有几代，根基尚浅。或是族中没有撑腰的宗亲，立不起祠堂。只是出于尊老敬老的传统，皇帝下乡的时候肯定要请他们出面。地方上宿老越多，越证明政治清和，官员也有面子。就跟后世领导喜欢看红领巾小朋友一个道理。

最外围才是各村的村老、农老，一直排到了亭子外围几圈。

在简单的寒暄之后，徐梁步入正题，人也变得严肃起来：“诸位老丈，地方府县是否照制安民休养，可曾骚扰乡里？”

在座老人纷纷摇手道：“任丘县与民休息，开仓济粮，兴修水利，劝农垦荒，更是清廉刚正，不贪百姓一分一厘，实乃天下数得着的好官啊。”

任丘知县听了，心中高兴，却脸红到了耳根。他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只是一项项按照皇帝殿下的规划书去做罢了。

“任丘知县做得不错，诸位是否也该帮衬一番？”徐梁挤出一个微笑。

众族长一听，以为皇帝这是开口要钱，纷纷表态：只要国家有用，要人出人，要物出物，绝不吝惜。

这也是刚经过战乱，皇帝等于将他们从水里捞了上来，否则哪里肯如此光棍。

“我旁的不要，只要一条：订立乡规民约，各氏宗族奉行如同国法！”徐梁掷地有声道。

一阵冷场。

边氏族长年高德重，起身秉道：“殿下，鄙乡原有不少乡规民约，也都是奉行如国法的呀。”

如果将宗族视作一个个小王国，那么这些小王国和大明一样，有“律”和“例”两种约束性规范。

其中“律”主要来源三本书：

首先是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此人是复圣颜回的三十五代孙，对其所处的时代影响并不大，但此书对后世影响却是极大，真正发扬了治家之学，也是后世“家庭教育”的指导手册和评判标准。

其次是司马光所作《家范》，此书在仕宦之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南宋宰相赵鼎就曾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最后集大成者是朱熹的《家礼》。他在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制订了一整套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并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劳作规律基本一致，十分详备，最终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即便在蒙元时代，这三本书也是汉族（包括汉人、南人）百姓的家庭规范。在日月重开大宋天之后，理学成了国学，几乎全天下的宗族用的就是这三本书，充其量只是改了个名字。

正因为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极度相近，各宗族内部和各宗族之间，才能保持稳定，依靠舆论互相监督，最终形成了儒教的普世价值。

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这些家规之中也会添入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子孙耕读传家不当官——这是官场失意者常常写入家法的怨言；也有要求子孙宁为乞丐，不为倡优牙人——这是唐宋良贱制度的遗迹，因为乞丐还是良民，而倡优则是贱民；还有的则是规定了子孙不得与某氏联姻——这是有私怨家仇的。

这些个性化要求不会违背儒教普世价值，所以总体来说仍旧不出三大本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