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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代战争之谜（第3页）

其实，在焚园之前，英法双方有过争论。英军头子格兰特主张毁园，他认为：“行宫（指圆明园）固已被掠，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这就太“便宜”了清朝皇帝。圆明园当时是仅次于紫禁城的统治中心，通过彻底焚毁圆明园，不仅能狠狠打击那些排洋派们，还可以羞辱清王朝妄自尊大的面皮。

法军头子赛托邦对此则表示异议，他认为这样抢一把，就够本儿了，担心“若逼之已甚，恭王畏难逃避，将使和议决裂”。英国公使额尔金听了不以为然，他嘲讽这位法国朋友“不甚熟悉中国情事”，并重申只有给中国统治者留下受惩罚的痕迹，才能使他们“脑海里留下不易泯灭的痕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英法联军头子统一了认识，额尔金在焚园前一天通知恭亲王：“圆明园即须毁为平地。”果然，圆明园里大火燃烧起来了，焚园后的第三天，园内余烟未尽，恭亲王奕忻即向英法侵略军乞和，这真是亘古少有的奇耻大辱。对此“官书多所隐讳”，至今在《清史稿》等正统史料中都避而不谈。然而在一些笔记小品、逸闻稗史中却屡有涉及，其中一个重要说法，是有个名叫龚橙的汉奸把英军引入圆明园内，从而导致这场惨绝人寰的灭顶之灾。

最先透露这个说法的是近代文学家王阏运，他写过一篇关于圆明园的长词，在该词的自注之二中，有这样几句话：“夷人入京至宫闱，……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之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从这一自注来看，还在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之前，就有“贵族穷者”带领坏人，打着外国人的旗号在这里放火。可是，这个“贵族穷者”是谁?坏人又有哪几个?王阏运没有点明。后来，与王氏多有来往的刘成禺透露了这一秘密。他曾见过王阏运的原稿，写着“有汉奸销英翁及匏叟书”这样的句子。刘成禺据此写了《王湘绮笔下两汉奸》，文中这样写道：“龚孝拱，字橙，号匏庵，仁和龚自珍子。英人攻天津、广州，威妥玛尊为谋主，多用其策。”（引见（（世载堂杂忆》）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龚橙被认为是那个“贵族穷者”，他成了让人切齿的汉奸，不仅多次为英国侵略者出谋划策，而且还是引导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帮凶。

假如王运真的写过这样的话，他的说法可信吗?有人分析了王氏的经历和人品，认为还是比较可信的。王阏运，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又字壬父，室名湘绮楼，有时也以王湘绮名之。生于清道光十二年（公元l832年），咸丰年间中了举人，曾应聘在内务府大臣肃顺家中教读。不久当了曾国藩的幕僚，后被四川总督丁宝桢请去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又在长沙思贤讲舍任职，后为衡州船山书院山长。宣统时授翰林院检讨，民国初年任清史馆馆长。王氏有机会接近当时的高层人士，了解某些事件的内幕，写了《湘绮楼日记》等。他是有名的史学专家，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不愿为人张扬丑恶，那首词的自注原稿本来写了龚橙的名字，最终还是给划去了。

龚橙果真是汉奸吗?有无可能干出引狼入室的缺德事呢?看看此人的经历就明白了。

龚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系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长子，原名公襄，更名橙，字昌匏，又字孝拱。早年生活优裕，养成大家公子的脾气，天下无人不敢辱骂，又无一事使他害怕。后来随父居京，想走仕途之路，然而又不下功夫，结果屡考屡败。看看在京城实在混不下去，转身跑到上海，结识了一个叫曾寄圃的买办，经过他的介绍，龚橙认识了英军头目巴夏礼，并且意外地当了巴夏礼的中国秘书。通过这条路径，他又取得了英军头子威妥玛的好感，做了洋人的幕僚。龚橙虽然出身于学者型的官僚家庭，又熟读四书五经，可是他根本不讲礼义廉耻，也无君臣父子之道，为人狠毒，办事白绝，人皆恶之，目为“半伦”。

那么，又为何把他列为“贵族穷者”?这还要说到龚橙的家庭。龚家先前境况甚好，龚橙的祖父丽正、叔祖守正皆为官僚，父亲自珍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龚家的亲戚如段玉裁等，也是学者和官吏，称其为“贵族”名副其实。然而，至龚自珍时，家庭状况已很不好，一方面由于龚橙的祖父丢官，家中失去了经济支柱，而父亲自珍又是六品小京官，“俸禄本薄”，没有几个银钱。另一方面，龚自珍不善治家，他又“性既豪迈，嗜奇好客”，这样大吃大喝，必然入不敷出，而且年甚一年（参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家庭的窘困拮据曾使龚自珍到保定借贷。其叔父龚守正写过一本《家乘述闻》，其中记述了自珍家庭的窘况：“指丽正罢官后不及十年，据定庵侄妇（龚自珍妻）云，已四年不烧年纸矣!曾几何时，盛衰乃尔，可胜浩叹!”像龚家这样的书香门第、仕宦之家，穷得竟然“四年不烧年纸”，其困顿潦倒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看来，王阅运把龚橙称为“贵族穷者”，真的是确有所指。

这种说法传开以后，王阁运出了一册《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刘叔问为其写了跋文，他这样说：“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狙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石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

到了这里，就正式把龚橙引导英军入京焚掠，并乘机中饱私囊的事情挑明了。接着，陈文波的《圆明园残毁考》、柴小梵的《梵灭庐从钞》也都认定“英军就犯，龚为向导，日清之精华在圆明园。”至徐珂编《清稗类钞》时，也有相同的说法：“庚申之役，英人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龚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石重器以归，坐是益为后人诟病。”再后来，《清朝野史大观》也采信了这个说法。小说《孽海花》又把龚橙的恶行说得有鼻子有眼，可谓真真假假，两歧难辨。

龚橙此人无行不假，他投靠英军作威作福也是事实。可是，他真的是引导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帮凶吗?有人表示怀疑。他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龚橙确实依附过英人威妥玛，圆明园被焚时，威氏到达中国已有十九年了。作为老资格的外交官，他曾无数次进入圆明园，对此可以说轻车熟路，岂用龚橙引导?再说，依照这座皇家园林的名气，英法两军中的中国通们一定不会陌生，何须龚橙多言?另从史料记载看，首先入园抢劫的是法国军队，他们的“向导”是僧格林沁的败兵，只要尾随而至就行，无须他人引导。

第二，蔡申之写了《圆明园回忆》一文，他举例说，英军抢劫圆明园时迷了道路，比法军晚到了一天。假设“英军既有半伦为之向导，何为失道后至，使法军捷足先登?”这就是说，龚橙当时不在英军队伍，他也不可能为其先导。

第三，王运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他之所以在词的自注中没有写上“有汉奸销英翁及匏叟书”，很可能这一消息来源不明，写上没有把握，担心引来麻烦，因而将其划掉。这恰恰说明王闽运的治学严谨，不能作为龚橙导夷毁园的证据。

第四，如果龚橙确实有此恶行，当会引起国人共愤，大家肯定不会保持沉默。但是，从当时有关官员的日记、留京大臣的奏折等资料中，均无龚橙恶行的记载，而且在《泰晤士报》随军记者的报道、侵华官兵的回忆文字中，也无龚橙作为向导的说法，这该作何解释。

第五，从龚橙的下场来看，似也没有导夷焚园。据资料记载，威妥玛回国之后，龚橙失去了生活来源，只靠变卖古玩字画为生。他的精神更加颓废，行为更加失常，终于发“狂疾”而死。如果此人有此罪恶，清廷当会严加缉拿，继而重重治罪，怎么会容他任意发狂?

总之，龚橙是否引导英军焚烧圆明园，不宜仅凭片言只语就轻下结论，也不能拿逸闻野史作为根据。关于龚橙的这桩公案，目前仍然存在争论，要想真正弄个明白，尚需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6。“致远”舰是怎样沉没的

清朝北洋水师“致远号”防护巡洋舰（穹甲巡洋舰）

日本海军吉野号防护巡洋舰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

黄海海战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

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

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袍夸胆识。

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这首诗，描写的是1894年9月17日黄海大战的悲壮场面。这天下午3点半，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已经鏖战一百分钟，处境困难。旗舰定远号屡中敌弹，超勇、扬威二舰先后中炮沉没。平远舰中炮后驶离战场暂避，日本舰队由北洋舰队的右翼向左翼回旋，驶至旗舰定远号前方，向定远舰进逼。情势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开足机轮，驶出定远舰之前，迎战来敌。日本四艘先锋舰围攻致远舰，致远舰连续受到十吋至十三吋重炮榴霰弹的轰击，中弹累累，水线下受伤，舰身倾斜，弹药将尽，但仍于“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邓世昌见敌舰吉野号横行无忌，最为凶狠，随即命令大副陈金揆“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志欲与日舰同归于尽。遗憾的是，致远舰还未来得及与吉野号相撞，就倾斜沉没了！邓世昌等250多名将士全部落水。邓世昌落水后，其侍从刘忠将浮水救生艇推给他，但他却扬臂高呼：“为杀敌而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虏！”义不独生，奋掷自沉。其随身爱犬“太阳犬”

凫到他身边，衔住他的手臂，被他推开了；又叼住他的发辫，不使下沉，他把犬首捺入水中，终于饮恨海底！全船将士除7人遇救，全部壮烈殉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悲壮颂歌。

致远舰沉没后，朝野震惊。光绪帝曾为邓世昌书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又作诗一首发到邓世昌祖居：”城上神威炮万斤，枉资剧寇挫我军。后来天道终许我，致远深沉第一勋。“（《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刊《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日本海军也承认，致远舰”勇敢果决，极有胆量“。（川崎三郎《日清战史》）但是，致远舰究竟是怎样沉没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致远”舰的基本情况。“致远”舰是一艘钢壳巡洋舰，英国建造，造价84万5千两白银，1887年完工，于当年11月回国。全长250，宽38，吃水15，排水量2300吨，穹面装甲2至4厚；四座锅炉7500匹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8节。乘员202人，管带相当陆军副将。装备三门21公分主炮（舰首双联装，舰尾单管，在半封闭式炮塔中），两门15公分Armstrong主炮，八门57毫米炮，六门轮转式机炮，四支18鱼雷发射管。本级舰在订造之初即根据济远舰的缺点加以改进，由于同时又向德国订造了经远与来远二舰，所以英德两国在暗中较劲，互相批评对方的缺点。在设计方面英国认为封闭式炮塔被击中时将造成更大的伤亡，所以“致远”、“靖远”二舰的主炮塔都是后面开敞的半封闭式。

自甲午海战以后百余年来，从《清史稿》、近代史著作，到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电影《甲午风云》和大、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叙述黄海海战时，几乎都认为“致远”舰系被日舰鱼雷击沉。直至近期播出的电视系列片《走向共和》，仍持“鱼雷击沉”一说。

但新近出版《海疆英魂一一记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和致远舰》一书的作者、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教授陈明福明确否定了沿袭百年的“鱼雷击沉”说。他认为：“致远”舰是被日本联合舰队的数颗榴弹同时命中水线，致使鱼雷发射管内一枚鱼雷爆炸而导致沉没的，以前所说的“致远”舰被日舰鱼雷击沉是虚构的。

陈明福历时4年，研读浩如烟海的中、日史料，足迹踏遍祖国万里海疆。在研究“致远”舰沉没原因时，陈明福发现了疑点。他是大连舰艇学院鱼水雷系本科毕业生，曾担任过驱逐舰鱼水雷部门长，深知发射鱼雷必须有较长准备时间，日舰不可能仓促间立刻发射，且“致远”舰是以舰首主动迎敌，不易被鱼雷击中。他进一步研究后发现，黄海大战中，整个日本联合舰队没有发射过一枚鱼雷。最终，他从史料中找到“致远”舰沉没的真相：

第一，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三卷的“汉纳根书信”中有一段话：“两千三百吨的护卫巡洋舰致远号，被日舰三十二厘米加农炮的榴弹击中吃水线，炮弹从舰体的一侧打穿到另一侧，军舰立即沉没海中。”

第二，“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和海军守备高承锡等参加黄海海战官弁的呈文，皆称“致远”等舰都是中炮沉没。

第三，浅野正恭所写的《日清海战史》对“致远”舰的沉没作了记载：“一边游击队与‘致远’战，‘致远’忽出阵冲突‘吉野’，于是‘吉野’以纽状火药连弹装入快炮击之，密如雨下，三点三十分遂沉没。”

第四，国内鲜见的l895年版《普拉茨塞海军年鉴》对导致“致远”舰沉没的原因的记述较为合理：“日舰第一游击队见“致远”奋然挺进，便以群炮萃于致远，连连轰击。有数颗榴弹同时命中“致远”水线，致使其舷旁鱼雷发射管内一枚鱼雷爆炸，右舷随即倾斜，最终舰首下沉。”

也有学者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在甲午战争后期的威海卫之战中，日军一艘鱼雷艇趁夜间冒险破坏了一段防御栏坝，随后多艘鱼雷艇潜入港口，向“定远”施放鱼雷，其中两枚击中了“定远”。“定远”舰底进水，舰身逐渐倾斜，不得已急忙砍断锚链，驶向刘公岛沙滩上搁浅，才避免了沉没，但伤势过重，已不能使用，由此可见鱼雷是可以破“定远”的装甲的。在黄海海战的后期，日本联合舰队的五艘战舰“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扶桑号”围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猛烈轰击，可就是啃不透“定远”、“镇远”的装甲，无可奈何而撤离战场。当时，由于“定远”、“镇远”被包围，因此日舰处于发射鱼雷的最佳机会，日军在这种形势下都没有对其使用鱼雷，可见Et军当时还是更相信炮火，因此当时的鱼雷对定位船舰才最有效，而对移动的船舰则并不见得比炮火更有效，这种说法似乎比较客观，这也可以说明在整个黄海大战期间为什么日军没有发射鱼雷的任何记录，否则鱼雷击中“致远”，那鱼雷发射之举定会被日军载入荣誉史册的。